《昨日之城：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种温故》（以下简称《昨日之城》）梳理桂林的文化、出版、教育等方方面面，资料爬梳非常细致，您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吧？
黄伟林：确实做了大量的史料文献梳理工作。我从2013年前后接触了许多桂林文化城的第一手文献，发现和过去读的有关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文章，认知是有出入的。那段时间先是主编了《桂林文化城作家研究》，又编选《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后者不单是文学，而是整个桂林文化城的方方面面，2015年前后开始撰写有关桂林文化城的系列随笔。写随笔是用原始材料，而不是想象或推理——想象很容易出现错误。我用大量一手材料来支撑，2018年出版了《历史的静脉——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种温故》，今年又出版了《昨日之城：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种温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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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文化城主题随笔，很大程度上类似历史叙事。由于我并未亲身经历那段历史，因此，我把自己的这种写作称为基于文献的非虚构叙事。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尽可能依据抗战时期图书报刊的文字记载以及时移境迁之后亲历者的回忆文字，不做任何修饰和更改。这也是一种“述而不作”。我并不认为当时的文字和亲历者的回忆就是绝对的历史真实，但至少，它比大量充斥坊间的相关文字，更接近历史真相。
身为桂林人，您有冷静的反思和批判，也有对桂林美好的祝愿。您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什么？
黄伟林：桂林既是山水名城，也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抗战文化城，不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很丰厚。我经常流连于这座城市的山水之间，沉浸于这座城市的文化历史，但是作为桂林人我也还是理智客观的。现实的桂林，不得不承认，在经济乃至旅游等各方面全国排名都是比较靠后的。上世纪80年代时，提到旅游城市，是北京、上海、西安、桂林；现在桂林连前50名都达不到。桂林也在思考，如何在山水旅游之外开发文化旅游。我时时感受到这座城市尴尬的现实处境，感受到她的衰落，期待着她的自我超越。作为桂林人，我们对所在的城市确实怀抱美好的愿望。我希望读者在打开《昨日之城》这本书的时候，能真切地感受到那段历史的光芒，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芳华。
作品收入的文章角度独特，比如《〈大公报〉里的桂林师院》，在写作时是不是也比较注意技巧？
黄伟林：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够有较多的读者，这是我用随笔而非论文的方式写作的原因。在写作过程中，我注意发掘那些与已有研究认知不完全相同的史料，尤其是历史中真实的人与有趣的故事。桂林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最辉煌的当属抗战文化城时期。桂林文化城对于我们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是教学的内容，还是我们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切入点。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是把“新西南剧展”同桂林文化城主题的田野调查与文化城的课程教学结合起来，活化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发现有价值的文化传统，在历史落幕的地方重新出发。
在研究桂林文化城的过程，一定有大量的阅读支撑，能否概括一下您的阅读有哪些方法？
黄伟林：抗战时期，桂林因为聚集大量文化人，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事业都很繁荣，成为西南文化中心，而被称为文化城。
还在上世纪80年代，我阅读过一些学者有关桂林文化城的论述，当时因为自己的浅薄，还很不以为然。大约是1990年，我阅读了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桂系演义》，读得很尽兴。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有“新三国演义”之称，它从旧桂系的分崩离析写起，写到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旧桂系分裂后多种军事力量的角逐，写到广西统一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然后是蒋桂分裂、桂系抗战、竞选总统，一直写到桂系覆亡。小说真正称得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我因为撰写评论，反复读过这部作品，后来随着我对桂系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多，我更认识到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它书写的是真实的历史，却又是非常地道的文学叙事，既充满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又渗透不露声色的历史感，真正将文学与历史融为一体，说它是一部史诗亦不为过。
阅读《桂系演义》使我意识到民国时期的广西确实非同凡响，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桂系演义》主要是从军事和政治的层面写桂系的兴衰浮沉，桂林文化城研究则使我意识到桂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我后来以主要精力投入桂林文化城研究的动力。
我父亲在大学历史系工作，我从小对历史和文学都很有兴趣，特别喜欢那些历史与文学相得益彰的作品。为了进入桂林文化城研究，我阅读了一批桂林文化城亲历者的回忆录和传记，如《李宗仁回忆录》、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徐铸成的《徐铸成回忆录》、胡风的《胡风回忆录》、程光炜的《艾青传》、董健的《田汉评传》、蒋碧微的《我与徐悲鸿》，这些非虚构文本让我建立了对于桂林文化城的基本感性认识，产生了对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兴趣。
真正进入桂林文化城研究之后，一些有关桂林文化城的史料性著作，如魏华龄等人编著的《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苏关鑫等人编著的《旅桂作家》、广西戏剧研究室编选的《西南剧展》以及桂林图书馆编辑的《桂林文化大事记》等等，成为我经常使用的工具书。
当然，最重要的阅读是抗战时期出版的各种报纸、期刊和图书，也就是通常所谓第一手文献。阅读这些当时的出版物，相当于进入了历史现场，倾听当时各种人物的言说，感受各种人物的思想，观察各种人物的行为，获得对桂林文化城相对真实的认识。这方面的文献堪称海量。
我的阅读没有什么捷径或者特殊的方法，只能硬读。阅读积累多了，自然会产生触类旁通的效果，但我现在显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在桂林文化城研究方面，我因为工作生活在桂林，可以比较便捷地走访当年的历史现场，诸如文化机构、名人故居、文化活动的遗址，尽可能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
您曾师从任洪渊等名师，在读书方面，任先生给过您什么具体指导吗？
黄伟林：任洪渊老师是高度近视，他看书的状态在年轻时代的我看来是非常吃力的，但他对中国古代美学和西方当代美学都有非常深刻的领悟。我在高度佩服的同时也在想他的阅读一定是非常有效率的。我觉得这与人的天赋有关。作为任洪渊老师的学生，我对他只能说是仰之弥高。这不是客套话。任洪渊老师的诗与诗学在我看来都具有极高的境界，只是我们对其价值还有待钻研。
在您的文学研究道路上，从现当代文学研究到桂林文化的侧重，哪些作家作品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您觉得哪些作品对自己的治学研究有较大影响？
黄伟林：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同行专家如王一川的《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王晓明的《潜流与漩涡》以及吴亮、南帆、陈思和、许子东、陈晓明等人的论著都对我产生过较大的吸引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一批青年评论家影响较大，我经常阅读他们的评论作品，受益良多。您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黄伟林：出于职业的需要，我会经常阅读鲁迅、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汪曾祺等作家的小说和散文。在阅读这些作家作品的时候，我会真切感受到经典的魅力。有前辈老师说他最快乐的时候是与学生分享世界名著。事实上，课堂上的教学并不总是快乐的，但在课堂上讲这些作家作品的时候，大多数时候都能感觉到快乐。因为这些作家作品确实抵达了很高的境界。这些作家的作品既有可以直观感受到的美好，也有必须解读才能感受到的高妙；既有写作时代的高度，也有超越时代的深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些作家的作品在不同的时期阅读，会出现不同的阅读感觉，所谓常读常新。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您会为学生们推荐书目吗？如果推荐，会是哪些书？
黄伟林：我经常推荐的研究类著作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朱光潜的《诗论》《谈美》《谈文学》、梁宗岱的《诗与真》《读与真二集》、钱锺书的《七缀集》等。这些作者的特点是西学和中学的根底都很好，文章既有思想，文学性又强，是文学论著的典范。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您想见到谁？
黄伟林：我想见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不仅在物理学领域有卓越的贡献，而且有关科学、人文、艺术方面的论述也令人敬佩。青年时代我曾阅读过《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还买过一本小册子《爱因斯坦谈人生》。这些书中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同时也让人感到作者的平易近人。
爱因斯坦如此真实而又如此神奇，不得不让我充满好奇。我想见爱因斯坦，让我相信并见证神奇的存在。
若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黄伟林：第一本我想带《水浒传》。《水浒传》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忠与义这一对重要的中国文化概念，涉及朝廷、官府、江湖、民间、山水等各种有特色的中国空间，其中的热闹与苍凉，令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实在难以诉说。第二本书我想带《论语》。大学毕业后十来年，我写了一本《孔子的魅力》，凭借的是本科期间阅读《论语》的基础。这是我青年时代写的书，我写得青春意气，得到不少读者的喜爱。孔子称他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非常羡慕这种人生境界，但我过了五十之后似乎越来越迷惑，越来越纠结，如果重读《论语》能解决我的迷惑和纠结，那真是善莫大焉。第三本书我想带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我一直希望有心情认真阅读这本书，理解各种相互冲突的思想学说出现的社会时代背景，理解各种互相矛盾的思想学说与人生命运的关联，为自己的人生困惑找到解答，为自己的茫然无措找到寄托。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黄伟林：中国作家我想邀请孔子、庄子、司马迁、李白、费孝通5人。
外国作家我想邀请惠特曼、聂鲁达、弗罗斯特、史景迁4人。惠特曼的自由大气令人佩服和向往，聂鲁达的情诗写得特别好，弗罗斯特的诗极有韵味，他那首《未走过的路》，令人唏嘘。史景迁是历史学家，但对中国文学充满兴趣。大约是1990年的端午节，我在桂林观看龙舟比赛的时候无意中与史景迁相遇，与他游山玩水整整一天，谈文学、讲历史、说名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晚上分手后我太太告诉我她读过有关史景迁的介绍。我查阅《参考消息》，才知道史景迁确实是著名的汉学家。后来我阅读了他的《改变中国》《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天安门》等著作，他那种以人物叙述进行历史书写的方式，以及西方人看中国的独特视角，给我很大启发。
我想请费孝通主持这个宴会。费孝通晚年曾经对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作过阐释。在这样一个主义纷争、文明冲突、利害抵触的时代，不知道能否将不同思想学说、不同性格、不同国别种族的客人们引导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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